紧急赴京受领任务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时间:2019-08-21  栏目:名人故事  

紧急赴京受领任务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紧急赴京受领任务

1967年夏季,正当12军在苏北的“三支两军”工作不断取得进展的时候,南京军区给李德生发来一个紧急通知,说是周恩来总理要他在7月29日赶到北京,受领“三支两军”的新任务。

当晚,12军召开常委会,李德生向军里其他领导同志通报了军区通知内容后,立即乘车赶赴离淮阴市最近的白塔埠机场。

车轮飞转。李德生的脑海也像车子快速地向前奔跑一样,在紧张地转动着、思考着。他想:周恩来为什么一改过去逐级下达任务的传统做法,却要他一个军长直接到中央受领任务呢?李德生凭直觉已经感到,新的任务肯定是中央特别关注的,是相当急迫的,很可能是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

到了机场,北京来接他的专机已经做好起飞的准备,正在等候。李德生见到安徽省军区司令员严光已在那里,他们相互打了招呼。原来严光也是前去北京的。这时,李德生已经预感到,中央很可能要调12军到安徽去执行新任务。(www.guayunfan.com)

飞机起飞后,李德生与严光进行了交谈。

严光是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老同志,打仗时失去一条腿。“文革”初期,他为省委主要领导讲了几句话,被造反派告状,中央文革就说他是“保皇军”、“绊脚石”。造反派得到了上面支持,闹得更凶了。从严光那里,李德生知道了不少安徽的情况,感到安徽的“文化大革命”是复杂的、严重的,几乎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在不久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曾经于3月20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过对“文化大革命”形势的看法。他说,“文化大革命”是损失最小最小的,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的。这个讲话在全国范围流传甚广,对“文化大革命”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李德生在得知安徽的情况后,心里想,林彪的这些话,怎么与下面的实际情况有这么大的距离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李德生等人乘坐的伊尔—14型飞机,经过近3个小时的飞行,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前来接应的同志把李德生送到京西宾馆住下。这时,武汉地区的所谓七二○事件刚发生不久,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也住在京西宾馆受到保护。

到了北京,看到的一切,听到的一切,使李德生更为震惊,更为忧虑。在京西宾馆周围,一辆辆满载着造反派的大卡车,架着高音喇叭来回转悠,声嘶力竭地叫喊着:“打倒七二○事件的凶手陈再道!”“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于这些口号,李德生不仅不赞成,而且很反感。在他主持下,12军的干部战士参加上级规定的有关游行时,是不准喊这类口号的。历史事实表明,这种公然把矛头指向军内的行径,是有预谋的。

后来,李德生又看到在中南海周围搭满了各种各样的帐篷,设立了各种名目的揪刘(少奇)指挥部,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从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以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锋芒就集中指向了刘少奇。想不到时隔一年,批判刘少奇已经演变成为直接揪斗了。全国人民心目中最神圣的党中央所在地,居然被造反派“兵临城下”,李德生心情沉重,有一种莫可名状的感觉。

事后,李德生了解到,这是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趁毛泽东不在北京时策划的阴谋。他们企图通过造反派冲进中南海,揪斗、抓走刘少奇、邓小平。但由于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和坚决阻止,他们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这时,李德生更加意识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如此紧急地把他召来北京,很可能与改变“文化大革命”中的这种混乱形势有关系。

1967年7月29日周恩来的台历上记载:下午4时“见安徽军管会”。在这一天,作为即将接任安徽省军管会主任的李德生,按照事先的通知,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周恩来已在那里等候着。

“李德生同志,你赶来了,很好!很好!”周恩来见李德生进去,带着急促而又热情的神态对他说。

“请总理作指示!”李德生向周恩来敬礼后说。

周恩来把手臂向前一伸,说:“我们到福建厅去谈吧。”

于是,李德生跟随周恩来走进了福建厅。

在福建厅,李德生见到了李富春副总理、杨成武代总参谋长,还见到了姚文元。他们是参与向李德生交代任务的。

周恩来首先向李德生介绍了安徽的基本情况。

“文化大革命”以来,安徽成立了许多群众组织。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一些群众组织于1967年1月26日夺了安徽省委的权。由于夺权是部分群众组织干的,没有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因而“夺权派”说自己的“1·26夺权好得很”,而没参加上夺权的群众组织则指责他们说“1·26夺权好个屁”。从此,安徽从上到下形成了对立的两派,前者自称为“好派”,而称对方为“屁派”。两派都互相指责对方是“反革命”、“保皇派”,并且发生了打人、抓人,发“通缉令”,甚至动刀动枪的武斗,企图搞垮对方,“一统天下”。这就使安徽的问题涉及的面非常广,形势越来越混乱,解决起来甚为困难。

1967年春,为了缓解群众组织在夺权过程中产生的矛盾,毛泽东决定对几个最乱的省、市、自治区实行军管。3月27日,中央决定在安徽成立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为首的军管会,“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后来因钱钧身体不好,改由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廖容标主持军管会的工作,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

这时,安徽对立的两派矛盾日益加深,对立更为严重。他们以“文攻武卫”为口号,导致武斗不断升级,愈演愈烈。在合肥、淮南、安庆、芜湖等地区,一场一触即发的大规模武斗又在酝酿之中。

周恩来在介绍了安徽的基本情况后,以非常焦急的心情对李德生说:“党中央对安徽的形势非常担心,非常着急,在这紧急时刻,派12军去安徽,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

李德生看着周恩来由于过度劳累而呈现的疲倦面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他点点头,表示理解党中央派12军去安徽的决定,并希望周恩来总理对如何搞好安徽的工作多给指示。

周恩来接着说:安徽武斗太厉害,已影响到中央指示的贯彻执行,军管会指挥不灵,难以控制局面。你回去紧急动员一下,立即带部队去安徽。

周恩来还交待说,去了以后不要陷到派性里去,要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调查研究,把情况搞准确,最重要的是要做好群众工作,总起来说就是制止武斗,消除派性,促进联合,稳定局势,抓革命,促生产。

听了周恩来对12军赴安徽如何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具体指示后,李德生感到尽管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但是心里还是踏实了一些。

周恩来讲完后,李富春副总理也作了指示。他说:有着3000多万人口的安徽是农业大省,但工业的比重也很大。淮南的煤,是华东、特别是上海工业生产和电力的命脉。合肥、马鞍山产钢铁,铜陵产铜,它们都是工业原料的重要生产基地。目前武斗升级,工厂停产,工人离开自己的岗位去打派仗,搞武斗,已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建设。他强调说:12军到安徽以后,一定要想法尽快制止武斗,让工人回到生产第一线,恢复生产。

杨成武代总长最后讲话。他主要讲了12军到安徽后兵力部署的基本要求,部队开进的顺序和方式,并规定只带轻武器,重型武器装备暂时留在苏北,组织留守处看管营房和武器装备,继续抓好农副业生产和管理好家属子女。同时明确了将安徽省军区独立1、2师划归12军指挥;所有驻皖部队的“三支两军”工作由12军统管;安徽的“三支两军”由党中央、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有关“三支两军”的问题,直接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请示报告。他还强调要处理好军政军民关系,搞好军内军外团结。

李德生参加革命几十年来,当面直接受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下达的任务,这还是第一次。他像在战争年代到上级首长那里受领紧急作战任务一样,当即表态说:“坚决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坚决按照总理和各位首长的指示去办”。

由于12军原来在苏北是担负保卫海防任务的,所以李德生对这一任务由哪个部队来接替十分关心。于是,他又向周恩来等中央首长请示:“我们军是否还继续担负苏北的海防任务?我们军都去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了,万一有情况怎么办?”

周恩来略加思考,判断性地说:“仗,恐怕十年打不起来。”然后又明确告诉李德生:“苏北的防务问题与南京军区商量一下,可以由别的部队来担任,有的可以交给民兵去管”。

周恩来对战争打不打得起来的判断,与当时一贯强调的有些不一样,这使李德生感到很新颖。但他想得更多的是,免除了12军的防务,意味着中央对12军新的期待,是要12军集中精力去搞好安徽的“三支两军”工作。这也说明,新的工作比海防任务更加繁重、艰巨。当天夜里,李德生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在他脑海里一直飘浮着一个问题:中央如此重视安徽的“文化大革命”,我们12军应该怎样去努力完成呢?

据李德生当时所知,在介入“文化大革命”的部队中,因处理两派群众之间的矛盾以及群众组织与支左部队之间的矛盾不当而造成严重后果的,似已不是个别事例,最为典型的当数青海省的“二·二三事件”。1967年2月23日,青海省西宁市驻军因认定群众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是反动组织而开了枪,打死群众169人,打伤178人,导致群众和部队的严重对立,局势一下难以收拾。事件的直接责任者青海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亦被隔离审查达10年之久。此一事件当时被林彪、“四人帮”一伙定性为“反革命政变”,并以此作为“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把矛头指向军队的根据。武汉地区的七二○事件固然为中央文革一伙人所导演,但与驻军在谁是左派的认定上与中央文革不一致不无关系。

想到上述事例,李德生的心情愈感沉重,对12军应该怎样避免发生错误,更好地完成中央赋予的任务,他感到压力很大。李德生反复琢磨着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他时的讲话,特别是周恩来指示的内容。周恩来在接见中有一句话是:总起来说就是制止武斗,消除派性,促进联合,稳定局势,抓革命,促生产。李德生觉得,这已经把12军到安徽要抓好的几项主要工作及其先后顺序,讲得很清楚了。按照周恩来的思路,当务之急就是要紧紧抓住坚决制止武斗、稳定局势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因为武斗成风,势必造成局势失控。中国援越物资以及苏联的援越物资在南方被抢,就是武斗造成的。而制止武斗按过去常规做法,已经不灵了,必须采取新的措施。

李德生进一步想到,“文化大革命”是要打倒“走资派”,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是要支持“左派”。而周恩来在交代任务时,并没有提要揪“走资派”,也没有提要支哪一派。他从周恩来的指示中明确了两个问题:第一,谁是安徽的“走资派”,可能是一时很难搞清楚的问题,最后要听中央的,省以下的那是地方造反派在捣鼓的事,部队可以暂时不去管他;第二,安徽的两大派群众组织都在揪斗所谓的“走资派”,都宣称自己是有资格夺权的响当当的“左派”,部队没有根据和理由去支持一派压制一派。李德生认为,两派广大群众是好的,如果制止了武斗,再把做两派的联合工作放在首位,事情可能好办一些。因为这样就避开了当时很难把握和处理的“谁是走资派”、“谁是左派”这两个问题,而这就有可能走出一条解决安徽问题的路子来。

李德生解决安徽问题的思路,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是有可能付诸实施的,也是与毛泽东当时的某些思考相吻合的。1月23日,毛泽东虽然批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但就在前几天1月18日晚,他对去看望他的陈再道说: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派工人这么左,那派工人就那么右吗?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5] 这番话表明,毛泽东也感到很难在两派群众组织中去划左派,而应考虑做两派群众的联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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